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

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

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

在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领导全国人民,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参加抗战的目的不尽相同,实行的是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并在山西、河北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军队给予了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岀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

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 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即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

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

1938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后,掌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毛泽东提岀,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同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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