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民主专政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1]。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2]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3]、康有为[4]、严复[5]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6],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7]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8]。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9]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10]。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它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1]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注释

[1] 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列宁在那里说:“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广东花县人,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早年深感清朝腐败,外侮日深,而吸取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平等思想,开始宣传“拜上帝教”。一八五一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九年,洪仁写的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颁行。

[4]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5]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

[6] 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注〔27〕。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8]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9] 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10] 武松是中国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他在景阳冈打虎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11] 这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论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它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它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它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它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它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它倾向和其它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它缺点,我尚有其它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它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它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它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它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20],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23],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它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它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4],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25],楚汉成皋之战[26],韩信破赵之战[27],新汉昆阳之战[28],袁曹官渡之战[29],吴魏赤壁之战[30],吴蜀彝陵之战[31],秦晋淝水之战[32]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35],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6]。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它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它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7],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38],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39]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而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着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它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它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4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42],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注释

[1] 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5〕。

[3] 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4]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5] 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7] 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至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 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9]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3]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5] 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17] 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18] 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第三部分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19] 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2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页)。

[22]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3] 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24] 见《孙子•谋攻》。

[25] 城濮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6]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1〕。

[27] 公元前二○四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28]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2〕。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3〕。

[30]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4〕。

[3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5〕。

[3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6〕。

[33]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它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34] 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35] 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十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36] 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37] 见《宋史•岳飞传》。

[38] 见《礼记•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40]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2] 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具体地说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先,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它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1]、五台山[2]、太行山[3]、泰山[4]、燕山[5]、茅山[6]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7]。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它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8]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它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了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9]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义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并迅速地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末,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较之东三省的游击战争,条件优越得多了。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注释

[1]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其它自发的抗日武装以及活动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一道,曾一度在长白山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2] 五台山是山西东北部延至河北边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为主以五台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来晋察冀边区扩大到同蒲路以东,正太路、德石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以南,渤海以西的绝大部分地区。

[3] 太行山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十一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分兵向冀南、豫北的边界和冀西发展。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后来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4] 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依托泰沂山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 燕山是河北省东北部的山脉。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入冀东的燕山地区。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一县和唐山矿区的工人农民抗日武装大起义。一九三九年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6] 茅山在江苏省南部。一九三八年四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开始向苏南敌后出动,实行战略侦察。六月和七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从安徽南部进入苏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7] 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8] 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一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保有必要的空格(“眼”),这群子就是“活”的,不被“吃”掉。

[9] 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第二年,齐国国君命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都,迫使魏军弃赵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救本国。齐军乘魏军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随着解除。后来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类似的战法。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2]。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3]。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4]。同年九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5]。不但发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6]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7]。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问题,红军改名问题等,共产党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着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8],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它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
  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0]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11],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我们相信,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的。因为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民主义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战胜,中国人民的亡国奴境遇就无可避免。真正贤明的国民党人是决不愿意这样的,全国人民也决不会眼看着尽当亡国奴。而况蒋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会悔之无及了。
  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应学习西班牙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是从极困难的境遇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条件优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缺乏一个能执行全部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中国应该补救这些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它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一切忠诚爱国的国民党人当不以我们的建议为不切需要。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建议是符合于客观的需要的。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3〕。

[2]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4〕。

[3]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5〕。

[4]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9〕。

[5] 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7〕。

[6]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7]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9〕。

[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9]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0] 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1] 诸青来,上海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新学识》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1937.5.3)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2]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它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3],十二月决议[4],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5],八月致国民党书[6],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7],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9]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它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10]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11]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12],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13],两广事变[14],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15],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16],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七)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八)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17]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一○)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18],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19]和恶意的污蔑。
  (一二)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20]。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21]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一三)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的。
  (一四)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领导责任

  (一六)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22]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一七)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一八)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一九)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二○)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 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这一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更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一度占领了县城。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3] 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它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4] 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于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下面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红色政权,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它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5] 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6] 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9〕。

[7] 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两节:“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红色政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8] 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9] 这个电报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出,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10]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1] 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商讨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12]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先后共达四万五千余人。罢工坚持二十天左右,获得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自十一月份起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等。十一月十九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开始罢工。十二月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罢工工人遭到镇压。

[13]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以后,特别是自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英美就开始改变对于日本的态度,并且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影响。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英国曾经主张拒绝日本所提出的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还能够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政策。

[14] 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发表通电,宣布“北上抗日”,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买了陈济棠的军队。七月,陈济棠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达成协议,事变和平解决。

[15] 一九三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向绥远(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进攻,当地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击退这次进犯。十一月,日伪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当地驻军再次进行抵抗。全国人民开展援绥运动,组织后援会和战区服务团,并且募集款项、棉衣等支援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绥远的中国驻军击溃了日伪军,收复了当时日伪军在绥北的主要基地百灵庙。

[16] 一九三六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英美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年的三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会谈,最后发表共同公告,宣布双方意见“未能全部一致”。在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的中日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又采用拖延的办法,使谈判未获结果而停顿。

[17]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1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9] 阿Q是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20] 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九节和第十节。

[21]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他们称之为“清党运动”。从此,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22] 这里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情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它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它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它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1]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2]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3],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它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4]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5]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6],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7]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8],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它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9]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10]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3],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它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14],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15],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6]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17],福建的两次“围剿”[18]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9]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20]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雷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它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51]),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它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着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释

[1]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着《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着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它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 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 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 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 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 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 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 布雷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雷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 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 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 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 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 见《孙子•军争》。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 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 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 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 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 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 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年五月)
  *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
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3]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4],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5],半自耕农[6],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7],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8]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注释

[1]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 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3]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4]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5] 这里是指中农。

[6]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7]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8]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2]、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3],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4]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5]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6]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7]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8]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9],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0]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11]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2],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3],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4]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15]旅已被击破;陈卢[16]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17]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18]、熊式辉[19]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注释

[1] 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 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 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 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 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 陈卢,指福建的着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1],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2],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3]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4]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5]。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6]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7]。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8];(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9];(三)平浏的农民[10];(四)湘南的农民[11]和水口山的工人[12];(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13]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14],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5]。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6]。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7]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18]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19]。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20]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注释

[1]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2]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3]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 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5]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6]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12〕。

[7] “反水”意为叛变。

[8] 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8〕)。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9] 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 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它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它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11]〕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12]〕 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13]〕 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万二千多任务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4]〕 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15]〕 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6]〕 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17]〕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8]〕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19]〕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20]〕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1]〕 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22]〕 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21〕)等。

[23]〕 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24]〕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25]〕 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26]〕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1],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2],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3]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4]。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6]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9]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10],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12]。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3]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注释

[1] 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 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 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

[6] 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巴黎公社和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 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三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关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参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

[9]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 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11] 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2]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和朱德率领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三次“进剿”。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和龙源口地区,打败江西敌军第四次“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多次失败以后,又联合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七月间,“会剿”的敌军先后侵占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城。红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湖南敌军后方的酃县,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江西敌军,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到处包围袭击敌军。结果,湖南敌军仓皇退守茶陵;江西敌军也被围困于永新地区。

[13]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4] 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